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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是指读了一本书，一篇文章，一段话，几句名言，一段音乐，然后将得到的感受和启示写成的文章叫做读后感。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周恩来读后感【14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对于我们这一代的人来说，战争的阴影已经不是那么明显的烙印了。动荡的时代已经离我们远去，但是对于那些带领着人民走出硝烟的英雄们，尤其是周总理，却仍然熟悉。打我记事以来，周恩来总理在我心中一直是十分伟大的人，读了《周恩来传》对他的了解更是全面。周恩来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在国际上也享有很高威望。
周总理的童年充满着艰辛。由于周总理最小的叔父没有孩子，周总理便被过继给了叔父，叔父病逝后便跟着叔母生活，叔母守寡后便把全部的身心放在来周总理身上，叔母出身贫寒的读书人家，性格温和，喜静，她经常陪着周总理在房间里读书，讲故事，周总理回忆时总说自己温和的性格多半是由此而来的。但不幸的是叔母很快也去世了，才十岁的他就开始承担起一家之主的重担，照顾两个年幼的弟弟，打理家事。也许正是这段特殊的时期造就了他的坚忍不拔、沉稳不屈的性格。
“时势造英雄，英雄平乱世”这句话着实不错，正是童年开始的磨难成就了他，而著名的“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则是他在南开中学上学是开始呼吁的。周总理的一生都是在为中华的崛起奋斗，虽身居高位却严格要求自己，从来不贪图享受。有一次总理身边的警卫乘总理出去访问的时候添置了一点简单家具;一个落地台灯，一对沙发，一块地毯，铺设了木地板。因为办公的地方环境不是很好，总理又每天工作很长时间，警卫就贴心的做了一些小改动，但是总理回来后却十分生气，强烈要求将这些东西撤去。这只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周总理一丝不苟，一心为人民服务的态度，在我看来，这正是童年的磨难带给他的----勤俭朴素，务实工作。
看看周总理的奋斗，再看看现在正在学校学习的学生们。其它不说，就说我们大学生吧，个个人高马大，营养丰富，伙食跟几十年前的相比就是云泥之别，但是在路上仍可以听到许多人不停的抱怨食堂的饭难吃死了等等；时不时还抱怨天气这么热，空调也没有；甚至还有人把逃课当成家常便饭。当然我指的是个别学生，他们花着父母的钱，天天购物、ktv、聚餐，完全抛弃了艰苦朴素的中华传统美德。别说这些同学，就连像我一样普通的大学生，扪心自问你为国家，为社会或者是为自己的家做过什么？凭什么坐享其成，有什么资格呢？
这样想来，我反而觉得身处这样的环境幸福但不利于我们的发展，逆境才能促使进步，有的时候磨难就是一种收获，虽然有时这些经历并不是多么的愉快，但是这些刻骨铭心的经历却会在某一天给我们最意想不到的收获。正如周总理也许也想到自己坎坷的童年经历能为自己带来如此大的影响。
我们应该向周总理学习，我们要学会“居安思危”，不要再抱怨生活，要懂得欣赏生活中的每一件事物，要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人，对待任何事情都要认真谨慎。为了自己，为了家庭，为了社会，更为了国家，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不要辜负先辈们为我们创下的这个幸福环境。
《周恩来回延安》是一部献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重大历史题材电影，自上映以来，广受好评。影片讲述的是周恩来总理时隔26年之后，重新回到工作了13年的革命圣地延安的故事。在周总理回到延安的22个小时中，看望了曾经的老朋友、老邻居。影片充满着浓浓的人民情怀，体现了领袖与人民的鱼水深情。“人民总理爱人民，人民总理人民爱”，中国共产党始终牵挂着革命圣地延安的百姓，重温《周恩来回延安》，从中感悟共产党员初心。
严于律己，勤政为民是共产党人的初心。周总理的一生，两袖清风，为百姓呕心沥血，重回延安时已身患重症，但他仍记得曾经的邻居，叫得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周总理的袜子打着厚厚的补丁，发白的衬衫领子都快洗破了，身为总理的他并没有“搞特权”，知道百姓还过得艰苦，一定要带领百姓过上好日子，周总理为广大共产党员树立了好的榜样。
立足本职，服务于民是共产党人的初心。习近平总书记说过：“我是人民的勤务员”。作为共产党员，应该想民所想，忧民所忧，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周总理带领延安人民撤退时，全力帮助放牛娃找到受惊逃走的牛，他知道，这头牛是牛娃家生活得以为继的希望。危急时刻，周总理不顾自身安危，以百姓利益为先，体现的正是共产党人为民服务的初心。
爱岗敬业，奉献于民是共产党人的初心。周总理回到延安的第一句话是“我又回到家里来了”，短短一句话话浓缩了多少总理对人民真挚的爱。周总理离开延安前，郝大爷拿出原本攒着七十大寿用的小米送给总理，远道而来为周总理送行的百姓特意带来特产送给总理，总理没法拒绝热情的百姓，但是都折算成钱拿给他们。周总理就是这样，把一生都献给了人民，坚决不拿百姓一针一线。我们在工作岗位上，要更加兢兢业业，爱岗敬业，不能辜负百姓对我们的信任，奋力为人民群众谋福祉。
初心，即最初的坚守。向前走，不能忘记曾经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作为党员干部，我们的初心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要严守道德底线，勿做令人喷饭的事。
周恩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死后不留骨灰的人。总理去世的时候，正是中国政治风云变幻的日子，林彪集团被粉碎不久，“四人帮”集团正自鸣得意，中国上空乌云压城，百姓肚里愁肠千结。一九七六年新年刚过，一个寒冷的早晨突然广播里传出了哀乐。人们噙着泪水，对着电视一遍遍地看着那个简陋的遗体告别仪式，突然江青那副可憎的面孔出现了，她居然不脱帽鞠躬，许多电视机旁都发出了怒吼：江青脱掉帽子!过了几天，报上又公布了总理遗体到八宝山火化的消息，并且遵总理遗嘱不留骨灰。许多人都不相信这个事实，一定是江青这个臭婆娘又在搞什么阴谋。直到多少年后，我们才清楚，这确实是总理遗愿。一月十五日下午追悼会结束后，邓颖超就把家属召集到一起，说总理在十几年前就与她约定死后不留骨灰。灰入大地，可以肥田。当晚，邓颖超找来总理生前党小组的几个成员帮忙，一架农用飞机在如磐的夜色中冷清地起飞，飞临天津这个总理少年时代生活和最早投身革命的地方，又沿着渤海湾飞临黄河入海口，将那一捧银白的灰粉化入海空，也许就是这一撒，总理的魂魄就永远充满人间，贯通天地。
但人们还是不能接受这一事实。多少年后还是有人提问，难道总理的骨灰就真的一点也没有留下吗?中国人和世界上大多数民族都习惯修墓土葬，这对生者来说，可以寄托哀思，对死者来说则希望还能长留人间。多少年来，越有权的人就越下力气去做这件事。中国的十三陵，印度的泰姬陵，埃及的金字塔，还有一些埋葬神父的大教堂，我都看过。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又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当然不会为自己的身后事去费许多神。所以一解放，毛泽东就带头签名火葬，以节约耕地，但彻底如周恩来这样连骨灰都不留的却还是第一人。你看一座八宝山上，不就是存灰为记吗?历史上有多少名人，死后即使无尸，人们也要为他修一个衣冠冢。老舍先生的追悼会上，骨灰盒里放的是一副眼镜，一支钢笔。纪念死者总得有个念物，有个引子啊。
周恩来的人格风范受到世人普遍的敬仰。作为位高权重的政治家，他以廉养德，自奉甚俭，曾经自勉勉人地说：“物质生活方面，我们领导干部应该知足常乐，要觉得自己的物质待遇够了，甚至于过了，觉得少一点好，人家分给我们的多了就应该居之不安。”但周恩来嘉惠后世的精神遗产远不仅是官德官品，而是体现在诸多方面和层次上，特别是他的务实主义的政治哲学、求同存异的思维方法在当下的中国得到了进一步的弘扬。前者表现为“聚精会神搞建设”的普遍共识，后者则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理论基石。
周恩来精神遗产的大部分是务实主义，他曾试图以此稳步地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毛泽东相比，他是“建筑师”而不是诗人。周恩来富于远大的理想，但这并不妨碍他对眼前的局势作出尽可能切实的判断，并以真实可见的成就为满足。新中国成立前夕，周恩来着重谈到防“左”的问题，他说：“我党历史上右倾错误短，易纠正，‘左’倾错误的时间长，不易纠正。”全面经济建设展开后，他多次告诫党内干部，因为中国的经济文化基础落后，大家的知识这么有限，对于建设、对于科学的经验又这么少，因此“建设也许比革命更困难”，万勿以为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1954年，随着《共同纲领》退出历史舞台，在经济建设上一种贪多求快的心理氛围逐渐形成，表现为各部门在发展目标上提出一系列不切实际的高指标，结果造成生产关系急剧升级和生产资料的全面紧张。1956年，针对经济工作的“冒进”倾向，周恩来以“抗大流”的精神力主降温，旗帜鲜明地反“冒进”，结果受到严厉的批评。“大跃进”的挫败从反面印证了周恩来务实主义精神的可贵，同时也把调整国民经济的重任压在了他的肩上。在艰苦卓绝的调整时期，周恩来直言不讳地说，由于“大跃进”的折腾，农民的底子甚至不如开国初期，因此，他强调建设时期丝毫大意不得，要“戒惧恐惧”地工作。
有一次周恩来与埃德加·斯诺谈起抽象派的艺术品，周恩来问道：“抽象派有什么含义呢？如果没有意义，对人民有什么价值呢？”这个细节表明，周恩来时刻考虑的是如何创造真实可见的成就，任何凌空蹈虚的东西都激不起他的兴趣。从计划经济时代走过来的人们也许都有刻骨铭心的记忆，那就是当时以政治统摄经济的习惯作法，导致经济技术工作要么是因为政治活动而受到排挤，要么是在政治激情的支配下背离自身发展的规律，而很少能够获得应有的地位和正常的推进。这也成了周恩来甚为苦恼的事情。周恩来认为，现代化建设固然要以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为指导，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任意放大意识形态在发展进程中的作用。在政治（一般知识）和技术（专业知识）的关系上，周恩来明显地倾向于后者。
经考证，早在1939年，周恩来就发表过这样的见解：“现阶段还是政治为主，学术为辅，学术为政治服务，学派也不能代替党派。但到将来建设时期，就可以以学术为主了。学术领域很广阔，到那时不发展科学技术，就无法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精神生活水平。”这一远见卓识在后来周恩来的行政实践中得到了顽强的体现。建国初期，政治运动很多，许多大学教授无法集中精力钻研业务，此种现象使周恩来忧心忡忡，他说：“我们应该看到，业务里面也有政治。使业务有利于人民，这就是政治，研究如何使业务有利于人民，这也是政治学习。”他甚至把当时政府机关取消每天一个半小时的政治学习称为“一大德政”。为适应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需要，周恩来这样告诫从事组织工作的干部：“培养建设人才，是摆在你们面前的第一项任务，你们要搞社会主义这是搞这个东西。别的是空论，这是实际。你们做到了这一点，就是掌握了一切。”这段话最为典型地反映了周恩来的政治风格，也是对他建设时期要“以学术为主”的观点的有力印证。现在党中央一再强调“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下大力气解决最为紧迫的民生问题，从中国现代政治史的角度来考察，的确来之不易，不失为对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深刻总结。
“求同存异”是周恩来提出的有长远价值的思维方法，同时也是今天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理论基石。
早在革命时期，周恩来在处理党内矛盾和统一战线问题时，就表现出卓越的“求同存异”的才能。上世纪50年代则是他的这一思想大放异彩的时期。这时候新中国欣欣向荣，百废待兴，无论国内外都需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致力于恢复经济和工业化建设。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周恩来指出：“善于团结的人，就是善于在共同点上统一矛盾的人。钢铁和水泥是性质不同的物质，把它们结合起来，就变成钢骨水泥那样强有力的东西。科学家能把自然界不同的物质组合、统一起来，难道不能把有不同见解和脾气的人统一起来吗？我们在自己的队伍中，就是要强调统一与团结。统一矛盾并不妨碍个性的发展。”周恩来相信，“在共同点上统一矛盾”具有广泛的方法论意义，适用于不同领域、不同范围、不同性质、不同内涵的团结工作、统战工作乃至外交工作。1955年，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将这一哲理凝聚成“求同存异”四个字。后来它作为体现周恩来卓越智慧的一句格言传遍全世界。一位在上世纪30年代就访问过周恩来的美国记者海伦·福斯特·斯诺说过：“周是一位天生的外交家，终其一生对内对外都起着这样的作用。‘周恩来主义’立基于联络，寻找共同立场和结合的纽带。”
“求同存异”是包含差别性的统一。它与西周末年史伯提出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在精神气质上是相通的。所谓“和”，便是不同要素的协调与协和，即包含差别、对立的有序结构，而不是无差别的绝对统一。“求同存异”还受到中国古代“大同”思想的启迪。周恩来说：“中国的先人提出的‘大同社会’，比外国人使用的‘community’（公社）这个字似乎要恰当一些，因为中国人叫‘大同’，就说明了有‘小异’，人的关系也是这样，每一个人的思想或有着不同，或大同而小异，这样才能推动事物的发展。”周恩来深知，多样性和丰富性是世界的本色，人民内部在大的方面一致的情况下，差异与其说允许存在，毋宁说应当欢迎。“求同存异”的思想有丰富的内容和多样的表现形式，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发展。
从“大同社会”的理想到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都富于鲜明的民族特色。而周恩来“求同存异”的思维方式无疑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理论基石。当然，正如“求同存异”不是要消除差异，构建“和谐社会”也不意味着回避和掩盖矛盾。差异和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只有用适当的方式统一矛盾，才能保持有序的稳定和社会进步的活力。在如何“求同”、如何统一矛盾的问题上，周恩来同样也给我们留下了可贵的精神遗产。他说过，所谓“辩证法”，就它的词源学意义上讲，意思就是进行“论战”，真理越辩越明，人们在思想上要想达到共同点，离不开讨论或辩论。表面上的一团和气，看似一致，实则无助于问题的解决。1956年7月，周恩来在中共上海市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力主在人民代表会议上确立辩论的制度，并要从小组辩论扩大到大会辩论。“人民代表提出的意见，政府要出来回答。回答对了，人民满意；不对，就可以起来争论”。他强调：“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我们不能学”，但是，“西方议会的某些形式和方法还是可以学的，这能够使我们从不同方面来发现问题”。周恩来的观点给我们的启示是；构建“和谐社会”离不开建设民主政治，没有民主就谈不上和谐。人大代表必须有议政和辩论的本领，必须掌握沟通、谈判和妥协的艺术，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求同存异。只有这样，人们才能从生动的实践中接受民主的训练，增强对社会主义民主的信心，从而推动建设“和谐社会”的进程。
周恩来，对于80后的我来说，是一位从小学课本里、从电视里认识的人--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伟大而崇高的形象扎根于内心深处，不曾褪色。今天，他再次从银幕出现在眼前，依然那么熟悉、那么亲切，像他身上陈旧的衣服—质朴而干净地真切。
如果从影片本身来说，虽我不是一个懂艺术的人，但是在我看来，影片所展现出来的“客观再现”本身已经摆脱了“艺术”粉饰、浮夸的束缚或者套路。没有粉墨登场、没有虚张声势、没有故作牵强，于是乎，影片的这种朴实的触角已自然而然触及到每个普通人的心灵。或许，这种真实、这种纯粹、这种灰白底色本身就是打动人心最强大的力量。
那是一个困难的年代，人们在生存线上挣扎、受难，村儿里的树叶已被摞光当粮食充饥，村主任为了“面子”背离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向周总理汇报虚假的现实状况，正如今天有些领导干部为了“面子”搞打肿脸充胖子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来忽悠上级领导干部。难能可贵的是，周总理没有“车轮转一转、手指一指”忽悠着“被忽悠”，而是脚踏实地、身体力行搞起了真材实料的“调研”。他走进困难群众家、和老党员谈心请教、要求大家讲问题、摆事实、走上田间地头和农民一起劳作……他用笔记录下他所看到的、所亲身体验到的农村问题，他用心感知着农民生存的疾苦，他用一个总理应有的忧国忧民情怀与责任态度为群众能过得一天比一天好而夜以继日、呕心沥血。夜色中的那扇窗映着总理的身影，也照亮了那个积贫积弱年代群众们心中的希望。周总理的“四个昼夜”何尝不是对“实地调研”的最好诠释，又何尝不是对今天的领导干部如何开展“调研”的最好鞭策。
在那个困难的年代，活着意味着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只有精神不倒，眼里才能有光、脚下才能有路、未来才有希望！周总理亲自来到那个穷乡僻壤的地方--伯延，他走街串巷，他为生病还坚持上课的赤脚江老师穿上那双已经不合脚的鞋，他吩咐把特意为他准备的红烧肉分给群众吃，他把自己和夫人的工资拿来给孩子买衣服、给老人备棺材……这些对于那里的、那个时代的群众，意味着什么？在我看来，它超乎了党关心底层群众的感动，它意味着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总理和苦难群众在一起！“在一起”，它所传递出来的淳朴与真挚的强大情感足以让群众心里有底气、有依靠、有寄托、有信心！他用爱、用责任、用担当为群众筑起不倒的精神丰碑。
有一种眼神，充满希望，那是群众望向周总理的“信任”；有一种信念，充满力量，那是百姓对党的信仰；有一种精神，充满正能量，那是中国苦难人民生的勇气与斗志。周总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在那段困难的岁月，他像每日升起的太阳一样，给苦难中的人们带去光明、带去希望、带去温暖，在那个物质匮乏、精神贫瘠的年代成了人民群众心中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一个人的一生需要导师，一个时代的命运需要伟人，一个民族的希望需要精神领袖。周总理，无疑是那个时代人民群众心中的精神领袖。
群众看见周总理就如突见很久不见而重逢的亲人会热泪盈眶，老大妈会那么幸福地将自己备的棺材拿去换成面粉给周总理做擀面吃……那种无法掩饰、发自内心的情感流露朴素地足以感染人心。周总理，之所以让人民群众如此爱戴，与其是说因为他把毕生的精力奉献给了党，不如说他把毕生的爱奉献给了人民群众。
“周总理”，这个饱含深情的称谓在几代人的心里，似乎已经不再是一个职位，俨然已成一个爱戴的尊称、一份虔诚的怀念。席间，会听到浅浅的“唏嘘的叹息”，我知道如泉水般清澈而感动的泪水让气息的律动有了颤抖。我也深知在座的党员干部能有这样的情感流露—中国的未来值得期待！
中国的经济越来越好、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幸福，这是好事，但是作为领导干部，依然不能放松自己身上的责任与使命，因为中国正处于转型期、各种矛盾凸显，贫富差距、民生问题、国际挑战依然严峻。中国的未来依然需要越来越多像周总理一样的领导干部，真正拥有一颗纯粹为人民服务之心，真正坚定民族复兴的信念，真正肩负起人民幸福、国家富强的重任，把自己真正融入人民群众中，融入国家的命运中。
干群的血肉关系不可模糊、更不可疏远。民心聚需要干群同呼吸、共命运，国家昌需要干群众志成城、同舟共济。今天，有少数领导干部脱离群众、凌驾于群众，甚至伤害群众，有少数领导干部以权谋私、贪污腐败，于人民的幸福不顾、于国家的前途不顾，这样的所作所为、这样的思想境界于“领导干部”的身份与职责是何等不相称、又是何等羞愧与渺小。
《周恩来的四个昼夜》在我看来，是一部很好的教育片，它所传播的正能量，希望能让“迷途”的党员干部自警、自省、自我鞭策、重塑信念、坚定使命，也希望我们的党员干部能够少一分浮躁、少一分急功近利，多一份脚踏实地、多一份求真务实、多一份为这个国家真正做点什么的歇斯底里，为“中国梦”的腾飞多一份纯粹的偏执。
近期观看了《周恩来回延安》这部为献礼新中国成立70周年创作的重大历史革命题材电影。这部电影讲述了在1973年时已经身患重症的周恩来总理回到阔别26年之久的延安并与延安人民同吃同住22个小时的故事，不仅表现了“人民总理爱人民，人民总理人民爱”的影片主题，同时也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与人民血肉相连，不忘初心、不懈奋斗、砥砺前行的伟大精神。
与以往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作品不同的是，《周恩来回延安》这部作品主要以周恩来总理的个人视角以及感情动线为主线，以独特的视角和时空的转换表现了民主革命时期的延安。影片中的“延安精神”让人难忘，新中国特殊时期的延安以及当下的延安再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回顾历史的同时遥望未来，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信念激励中，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伟大的中国人民的奋斗崛起之路。
影片中饰演周恩来总理的刘劲老师扮演周恩来总理二十余载，在这部影片中更加的惟妙惟肖，他将身体状况不是很好但是以及为国为民日理万机的总理形象刻画的淋漓尽致。与延安百姓一同吃饭的场景一直萦绕在我心头，周恩来总理知道延安老区人民的生活非常艰苦，还很少能吃到这样的小米饭，总理眼中噙满了泪水，这样的急人民所急，想人民所想的精神让人难忘。
这部电影让我们更深刻的体会到了周恩来总理这样的一代伟人的博大胸襟、为国为民的精神以及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在再现了珍贵历史的同时也细腻的塑造了周恩来总理的伟人形象，影片中周恩来总理的人格魅力深深地打动着我们。
观看《周恩来回延安》电影后，让我深刻的折服于周恩来总理的伟岸形象和人格魅力，也被延安百姓的善良淳朴所感动。在了解历史和走进伟人的同时激励自己，片中表达的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史、优良作风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精神值得我们每一位观众去体会和学习。
在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之际，为了帮助党员干部提高认识、深化思想，《党建》杂志社组织集中观看优秀国产影片《周恩来回延安》，并同步召开以“弘扬周总理崇高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主题的作品研讨会。作为杂志社的一员，我全程参加了观影活动和研讨会现场，在历史真实、影像丰富、情感充沛的“一场生动的党课”中，思想受到极大震撼，情感受到极大冲击，灵魂受到极大洗礼。
初心，是对人民的念念不忘。周总理身在中南海，但心中装着人民，满满地全是人民，对延安人民更是念念不忘。影片的开头，当越南代表团提出要去革命圣地延安参观学习，一下子勾起了周总理对延安的回忆，这份回忆也一下子激荡了他想回延安去看看的感情涟漪。当周总理与毛主席说起这个想法时，两位伟人高度一致地表达出同样的情感：阔别延安23了，真想念延安的人民啊……正是周总理对延安人民的念念不忘，使他对当年延安的老邻居、老朋友的名字几十年不曾忘记，一直刻在心中最深处。影片中，周总理到达延安后，第一件事就是请当年的老邻居、老朋友吃饭，急切地想与他们见见面、叙叙旧。当总理一一同他们亲切地握手，一一叫出他们的名字时，当年的老邻居、老朋友激动万分，也是惊呆了，当时就由衷地感叹：“周副主席，您还记得我的名字啊……！”周总理肯定是记得的呀，永远会记得他们的名字，因为，在总理的心中，永远装着“人民”二字！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于都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时，动情地说：“现在国家发展了，人民生活改善了，我们要饮水思源，不能忘记革命先辈、革命先烈，不能忘记革命老区的父老乡亲。”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考察足迹遍及河北阜平、福建古田、山西吕梁等多个革命老区，每一处足迹、每一个镜头都记录下“万水千山不忘来时路总书记与老区人民在一起”的温暖时刻。现今，人民依然是我们党最大的靠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磅礴力量。每一名共产党员都要把人民紧紧地装在心中、高高地举过头顶，作为共产党人“初心”的底色用心呵护、精心保养、全心坚守，始终保持对人民的赤诚之情，以“心中时刻装着人民”为出发点，投入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之中。
初心，是对人民冷暖的牵肠挂肚。周总理身为大国总理，日理万机，但人民的总理心头永远牵挂着人民的一粥一饭、一丝一缕，担心着人民群众吃不吃得饱、穿不穿得暖。影片中，当周总理发现当年延安的老乡亲仍然还吃不饱饭、生活仍然十分艰辛时，眼中噙满了泪水，脸上写满了愧疚，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脑海中“闪回”着当年延安人民的小米饭、延河水养育了红军、养育了党……当看到一个大国的总理为了人民的“饭碗”如此悲情、为了人民的疾苦如此伤怀，怎不让人对伟人的人民情怀、人格魅力深深敬仰！周总理对人民群众的牵肠挂肚，是具体到一人一事一物的，真实、真情、真心。影片中，带给观众巨大情感冲击的一个画面，是周总理悄悄去看望当年的曹大姐。周总理心中永远惦记着当年的曹大姐，曹大姐心中也永远惦记着当年的周副主席，正是当年曹大姐家的一碗小米饭连接了深深的鱼水情、永远的人民情。时光可以流逝，这份真情永远留驻心间。当曹大姐看到周总理苍老了、消瘦了，还是跟当年一样的真情，要拿出珍藏的几个鸡蛋给总理补补身子。当周总理看到曹大姐生活还非常困难时，执意让曹大姐留着自己吃。就在这时，曹大姐一句“周副主席跟我们生分了……”，一瞬间，总理再也忍不住内心的情感波涛，泪光闪闪，与曹大姐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无言，却是力量无边。周总理最怕的就是句话呀，因为，在总理的心中，人民的分量最重！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察，沿着狭窄山路辗转来到花垣县十八洞村，探访村里的特困户施齐文家。他走进两位老人睡觉的小木房，揭开米仓盖子察看，还走进猪圈看老人家里养的两头猪。施齐文老伴用苗族话主动问起：“怎么称呼您？”总书记向大妈介绍自己“我是人民的勤务兵”……从黄土地到中南海，从下乡知青到党的总书记，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怀着人民公仆的初心，把人民时刻牵挂在心中，并把关心群众落实在行动中，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出了一条公仆之路。今天，人民的生活条件大大改善，各级党员干部的工作条件也大大改善，但心系群众、热爱群众、服务群众的作风永远在路上，要自觉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做群众的贴心人，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做到“一枝一叶总关情，最最牵挂是群众”。
初心，是对人民好日子的矢志追求。周总理始终以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己任，奋斗不息，鞠躬尽瘁，他生前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一个人只要还活着，就应当为党工作。”影片全面、真实地反映周总理回延安22小时的内心世界、丰富情感，片中总理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无不细腻、深刻、立体地表现着他的内心活动与情感波动，总理的每一次情感爆发无不冲击着观众的心弦，总理的每一次噙满泪花无不带动着观众泪流满面，与其说是一部电影，更是一部跨越时空的关于周总理人民情怀的写意史诗，为观众留下了久久的回味、长长的怀念……影片结尾处，周总理与地委同志们在饭桌上“立军令状”那一幕，把总理的初心与使命彰显得淋漓尽致、推向高潮，也看得观众无比心痛，要知道总理因病是滴酒不能沾的，这也是邓大姐在北京一直担心和叮嘱的。当总理举起酒杯那一刻，我们看到的是伟人为民谋幸福的初心、为民勇担当的使命、为民忘却自我的伟大人格的光芒四射，这光芒，映红了延安宝塔，映红了延河水，映红了延安人民的心。让观众无比欣慰的是，今天，我们可以无比自豪地报告周总理：今日的延安，如您生前所愿！2015年农历腊月，习近平总书记回到延安，亲切看望父老乡亲。此次到延安，总书记一个重要目的是对革命老区脱贫致富进行调研，他亲自主持召开陕甘宁革命老区脱贫致富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掷地有声，延安干部群众迅速行动，打响了脱贫攻坚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2019年5月7日，新华社消息，“革命圣地告别绝对贫困”！脱贫的欢呼声响彻延安的山山峁峁，也响彻在全中国的角角落落。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牢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时刻不忘我们党来自人民、根植人民。当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要永远保持建党时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这是对人民的好总理的最好回报，也是每一位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珠玉非宝书为宝，万事皆空善不空”。这句话出自谁人之口，我已想不起来了，但认为将其用在周恩来身上，则再贴切不过。在我眼中，周恩来是一位既富于深厚教养和学养，又有着广泛令德和善行的政治家。哲人已逝，岁月的烟尘非但没有淹没其巨大的身影，反倒让人对之怀想万端。在周恩来110周年诞辰之际，我愿将多年来研究他的一些心得，用随笔的形式写出来与大家分享，同时权当一段不可忘却的纪念。
一、家族背景对周恩来的影响
周恩来祖籍浙江绍兴，在血统上与鲁迅先生为本家。其所属宝佑桥周氏（又称“老八房”）尊周庆为始祖。周庆为周氏迁绍始祖周茂之曾孙，字德芳，赠文林郎，曾任明朝山西道监察御史。殁后与妻合葬绍兴破塘殷家坞山麓。从周庆到周恩来共历18代。
1939年3月，受中共中央委托，周恩来以国民党军政部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借考察民情、宣传抗日的名义赴皖南视察新四军，顺便去了一次家乡绍兴。他在瞻仰祖屋时，亲笔在《老八房祭簿》上续写谱系，凡14条，共248字，有关他本人的一条如下：“恩来，字翔宇，五十房，樵水公曾孙，云门公长孙，懋臣长子，出继簪臣公为子，生于光绪戊戌年二月十三日卯时，妻邓颖超。”其中的“五十房”便属于绍兴宝佑桥周氏的一个支房。
在历史上，绍兴乃物华天宝、人文荟萃之地。周恩来所属的宝佑桥周氏，仅在清代就出过两位进士、五位举人。在五位举人中，有四位是周恩来的堂伯父或堂叔父，即周和鼐、周嵩尧、周嘉琛和周嘉英。周氏家族的突出特点是有外出当师爷的传统，推崇一种“温、良、恭、俭、让”的人文精神，幕僚文化十分发达。元明以降，全国师爷大多出自绍兴，故有所谓“无绍不成衙”的说法。师爷虽然不算官，只是幕僚，却在中国行政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古代科举出身的官员，上到六部显秩，下到知府县令，多数人仅通晓诗书礼乐等一般知识，所以一旦接触实际政治，特别是碰到刑名、钱谷等专业知识便显得力不从心。这就为掌握专门知识的师爷们施展才华提供了广阔舞台。
绍兴师爷子承父业，家学源远流长，世家子弟写公文信函简练得体，言谈举止不温不火，律令法规、成例前案烂熟于胸，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样样在行，更兼熟悉政坛掌故、民间习俗，所以最能应付场面，为主官排扰解难。师爷还是联系官与吏的纽带，许多事情吏可瞒官，但不可瞒师爷，因而师爷又要善于做合事佬，随时注意疏通关节，由此可见师爷在古代行政中的作用。明代理学家陈几亭作文送他的朋友去绍兴当知县，文中说到，天下治乱在六部，而六部师爷全出自绍兴，师爷的父兄教化好了，他们就可以教化好师爷，从而做到天下大治。清雍正年间，河南巡抚田文镜很受朝廷赏识，河南官场中人人都说他依赖一位名叫邬思道的绍兴师爷，以致雍正帝在批复田文镜的奏折时也随便问邬先生好，对邬师爷揣摩上意的功夫表示赞赏。
周恩来的祖父周攀龙在清咸丰年间跟随二哥周昂骏北上淮安，随馆学幕，并在此定居下来。周恩来回忆说：“我的家庭几代祖先也是绍兴师爷，外祖父原籍江西南昌，也是师爷。到了祖代，两家都搬到江苏淮阴、淮安当县官，因此结了姻亲。”淮安周家的绍兴气氛是很浓的，所以周恩来总是强调自己“原籍绍兴”。对师爷的思维方式、工作特点、生活习俗等，周恩来非常熟悉。1964年，他在一次家庭会议上说：“我们没有土地，为什么说是封建家庭呢？过去绍兴人靠什么为生？一靠土地，二靠当绍兴师爷。师爷很厉害的，给县官出主意的，现在叫‘秘书’。县官都用两个师爷，一个管收税，多数是沧州师爷（沧州师爷也是由绍兴迁到沧州定居的），一个管判案子，多数是绍兴师爷，都可以剥削人。”另据周恩来的秘书马列回忆，周恩来曾向他们介绍过师爷的工作方法：为主官准备材料齐而全，并提出几种处理方案，供主官选择。
家族传统犹如一个“文化场”，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多少都会受到它的影响。在周恩来身上，我们不难看出家族前辈某些群体性格的影子，如谦恭有礼、勤恳谨慎、精明干练以及成人之美的胸怀等。周恩来的堂伯父周和鼐为人忠厚，“名不求高但近情”，以做幕僚为人生归宿。他1907年做江苏巡抚陈夔龙的总文案，1917年又到南京督军李纯处当主任秘书。周恩来与他的交往颇为密切。周和鼐的长孙周尔流说：“我们周家是个受儒教影响比较深的家庭。我祖父作为清末举人，在思想上、文化上乃至经济上给七伯（即周恩来）一定的影响和支持，这都是肯定的。”
在长期的政治生涯中，周恩来的行事风格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极大兴趣。英国作家迪克·威尔逊在研究周恩来时有一个困惑不解的问题，即为什么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半个多世纪的领导中，他一贯地帮助别人升到顶端，而自己却拒绝这顶桂冠”。的确，周恩来投身革命后，从来没有谋求最高领导地位的愿望，尽管历史上不乏这样的机会。他一贯能够使自己的政治才能和专业知识为新的领袖所器重，成为领袖的一个有价值的甚至是不可缺少的助手。周恩来这种政治性格的形成，一方面固然是他意识到自己的某些局限性，另一方面与他的家族文化习染也有一定的精神勾连。周恩来在谈及与毛泽东的关系时多次表示：“毛主席是搞战略的，我只能搞点战术，当助手是否当得好，还没有把握。”这虽是自谦之词，但也反映了他甘当助手和配角的自我定位。
除了家族传统，家庭生活对周恩来思想性格的影响也不可小视。他自己回忆说：“我出生后……把我过继给叔父，由守寡的叔母抚养。叔母即嗣母陈氏，是受过教育的女子，在我五岁时就常给我讲故事，如《天雨花》、《再生缘》等唱词。嗣母终日守在房中不出门，我的好静的性格是从她身上承继过来的。但我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这一部分。”周恩来的父亲周贻能早年曾向舅舅鲁小和学做师爷，但未学成。他后来长期奔波在外，谋一些小差事，一个月的工资从未超过二十元。因此，周恩来是在浓厚的母教氛围中长大的。他以后在回忆早年经历时说过：“母教的过分仁慈和礼让，对我的性格是有影响的，缺少那种野性。”
周恩来虽然出生在一个封建官宦家庭，但到他的父辈已经衰落，家中的进益甚至不能维持生活。从六岁开始，他就随两位母亲一次又一次地搬迁漂泊，而且家中的变故也尤为剧烈。在九岁到十岁间，其生母和嗣母先后去世。幼小的他带着两个弟弟在族人的帮助和接济下度日，受了不少屈辱。周恩来说：“我从小就懂得生活艰难。父亲常外出，我十岁、十一岁即开始当家，照管家里的柴米油盐，外出应酬。在这方面，给了我一些锻炼。”金冲及先生主编的《周恩来传》还披露了一个细节：少年周恩来在家中墙上贴一张纸，按封建家庭的习俗，“把亲戚们的生日、死期都记下来。到时候还要借钱送礼。东家西家都要去，还要到处磕头。”幼承家计的经历使周恩来积累了一定的办事和协调能力，同时也培养了他柔中带刚、愈挫愈奋的心理品质。明乎此，有助于我们理解周恩来后来成为国务活动家的角色定位。
走出淮安跟随伯父周贻庚到东北求学的周恩来，常常被浓烈的怀乡思亲之苦所折磨。1916年春，他在南开求学时的一篇作文中写道：“余幼失怙恃，依于从父，津辽七载，所系梦寐者，亦仅思瞻我乡土，乐我兄弟，省我伯叔而已。乃境遇困人，卒难遂愿。”有年除夕，同学们大多回家了，他的这种感情更难抑制，悲慨跃然纸上：“夫今日何日耶？非家庭团聚时耶？余也何如父母双亡，北堂久不闻唤子之声。回思依依膝下，此情此景，不必读蓼莪之章，便已悲慨无垠。矧兹今夕，尤令人泪盈枕席，竟夜不能寐矣。”其中“蓼莪之章”出自《诗经·小雅》，是一首悼念父母的诗，语多沉痛，如“哀哀父母，生我劳瘁”、“无父何怙，无母何恃”等。翻阅周恩来的旅日日记，怀乡思亲的文字更是俯拾即是，如他在1918年2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想起来这个年，我们家里可以说是极难堪了，东西南北，分散各处。比着说，还是我处境稍优呢。抚心自问，我实在是不安，翻来覆去，也睡不着了。”
周恩来对家族伦理情感的强烈渴求，在求学过程中便转换成为身边之人“服役”的精神。他说：“人之立于世，既不克效禽兽草木之自为生活，要必有赖于公众之扶持，而服役之事，乃为人类所不可免。”他在学校甘于奉献，凡力所能及之事，从不吝惜自己的时间和精力，仿佛“无时无地而不有责任系诸身”，别人视之为愚，但自己“觉倍有乐趣存于中”。从南开中学毕业时，《同学录》对他作了这样一段评语：“君性温和诚实，最富于感情，挚于友谊，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与“服役”精神相映照的，是那种谦抑虚受的品性。他从不锋芒毕露，而是事事处处想到“克己”、“藏拙”。他和张瑞峰、常策欧等发起成立“敬业乐群会”，大家公认他出力最多，但周恩来却坚持推举张瑞峰担任会长。1916年初，他在送给友人的一首诗中写道：“同侪争疾走，君独著先鞭。作嫁怜侬拙，急流让尔贤。”早年周恩来志向远大，但在对待名利上却展现了淡泊和超然的情怀。
当然，一个人的性格除了受家族背景的影响之外，还受到广泛的社会生活实践的影响。所以，尽管周恩来性格的基本特征偏于柔和和温情，但后来长期的政治生活又锤炼和丰富了他的性格结构。毛泽东曾以“虎气”和“猴气”自喻，而日本学者梨本佑平认为“鹰和鸽的极为不同的双重性格”潜伏在周恩来的体内，他待人接物的彬彬有礼和恰如其分的温和迷住了任何一个见他的人，但他有时也是“尖锐严厉的”。从总体上看，毛泽东、周恩来都是刚柔相济之人，毛泽东刚中带柔，而周恩来柔中带韧，这正是他们在互补互济中成就巨大功业的性格基础。
战斗“疫情”和复工复产之际，我观看了电影《周恩来的四个昼夜》，不知不觉地流了泪。我被周恩来总理平易近人，体恤民情，与群众同甘共苦的品行，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真诚发现真实情况、敢于担责、勇于向党中央反映实情的作风深深感动。
1961年新中国面临三年自然灾害，大病初愈的周总理到河北省邯郸市伯延公社调研，在将近100个小时的时间里，夜以继日走村入户，忘我工作，其故事其细节令人感动至深，他充分展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心一意为民情怀，敢于担当高贵品质。而在现实中，常常耳闻和见诸报端是某些领导到基层调研，是隔着玻璃看一看，住进宾馆听听汇报，拿着文字材料回单位汇报，这种华而不实，贻害百姓的作法，令群众深恶痛绝！
感动于周总理亲民爱民的情怀。一国之总理给小学汪老师穿鞋，用自己的钱帮老大娘把寿材重新买回来，栽地瓜苗时把一碗水留给群众而自己只喝一口水，与夫人邓颖超商量收养张二廷的最小孩子…周总理心里只装着人民群众，一心为了群众。这些点滴作法，如今对于有些干部戴了帽子歪了嘴，有的明哲保身保乌纱帽，糊弄上级欺骗百姓；有的贪图享受、收受礼金、贪污公款，败坏了干部形象，败坏了党风；其官僚主义，当查；其享乐主义，当诛！其触犯党纪一律应严惩！
感动于周总理与群众同甘共苦。公社主任郭凤林给年事已高的周总理准备了猪肉、鸡蛋菜肴，周总理没吃，而是与社员一起喝着稀汤，吃着窝窝头，连清碗的水也节约下来，第一天周总理仅吃半碗稀饭。周总理挺着疲惫虚弱的身体，与群众一起劳动插地瓜苗，大雨夜给救地瓜苗的乡亲们送糖水。如今，有的干部穿名牌，坐高档车子，住豪华宾馆，吃山珍海味，攀比享受等，其脱离群众，当罚；其奢靡之风，当杀！其触犯国法一律应严惩！
感动于周总理听真话、讲真话。1961年5月3日，周总理一行来到伯延时，新中国正面临旱灾和饥荒，伯延沿路的枯树便是无声的证明。然而，从公社主任到老乡们，没有人愿意告诉总理饥饿的实情，老区人民只有一个朴素的想法----不给领导添麻烦，替国家分忧，“善意隐瞒实情”。但周总理四天不停地深入农家，走访了几十户农户，调查研究，用真情打动群众，促使张二廷等“放炮”，获得“大食堂吃不饱”“少数干部多占”真实情况；进而敢于担责，毅然向毛主席汇报实情，使党中央及时纠正错误，促使伯延成为全国第一个取消集体食堂的人民公社。现实中，一些地方群众不敢说真话，爱唱赞歌；干部也听不进批评意见，甚至打击报复说真话的群众，这些行为，必须纠正！否则祸国殃民！
总书记强调指出：“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丢，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加强和改进作风建设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有效途径，必须聚集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作风建设新成效汇聚起推动改革发展的正能量。讲认真是我们党的根本工作态度，必须做到无私无畏、敢于担当，把认真精神体现到党内生活和干事创业方方面面。”这些讲话高屋建瓴，是真知灼见，是金玉良言，我们要以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榜样，努力改造非无产阶级世界观，坚决反对“四风”，反对瞒上欺下，脚踏实地改进不足，进一步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进一步树立忠诚为民务实清廉形象。
今天单位组织观看了《大有大无周恩来》影片，算是群众路线实践活动的一个形式吧。说实在的，观影前我对此并不抱什么期望，只一种形式而已，一群人聚在一起看看教育片、讲讲大道理，实在没有任何意义。但是出乎意料的，这部影片制作得很感人，从一群人的叙述中铺展开来，慢慢在观众心中树立起周总理伟大的形象。特别是周总理在病重中跟身边人说，“不要再叫我总理了，我已经不能再为人民做什么了，还是叫我恩来吧。”真的，我觉得特别震撼。回忆到总理重病的那段，现在的有些老同志依然不能克制自己悲伤的情绪，或眼泪含在眼中，或泪如泉涌，那是一种真情的流露，特别感染人，仿佛自己也置身在那种年代，跟着大家一起悲伤，一起放声大哭。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十里长街送总理”那段。对于这段历史，我并不陌生，上学的时候这段被写入了教科书，但是那时候对我来讲，也只是一篇课文而已，并不像今天那样与叙事者有那样深的共鸣。如果换一种场合，我丝毫不怀疑自己能哭出来。我想，一个人能被那么多人记住，而且能记住那么多年该是多么不容易啊。周总理是否如影片中所讲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己”，我无从查证，也没有想过要去质疑，我只是简单地将它当作一个故事，一段历史而已。但是今天，从那么多人的眼泪中，那么多人的敬佩和赞叹中，我感受到了它的真实性，也愈加敬佩起我们这位开国总理来，我想无论在哪一个年代，人民都会需要这样的总理，一个始终心系人民、奉献所有的总理。
但是我们现在所处的年代跟建国初期是截然不同的，这是一个金钱至上、权位至上的年代。我们的追求似乎早就停止于物质上的，对于精神上的很少有人在意。所以，又怎么可能诞生出周总理那样的伟人，更多的怕只是贪污腐败、庸碌无为之辈吧！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即使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今天，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深处还是向着真、善、美的，我们乐于见到生活中充满了正能量，而不是藏于阳光下的潜规则！
在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中，有不少人通晓中国传统文化，而周恩来和毛泽东又最为突出。周恩来幼承庭训，求学期间又刻苦自励，对博大精深的国学涵咏默会，故对于儒、道、墨、法等传统学派均有精到的体悟。但中外人士谈及周恩来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时，大多十分强调儒家文化对他的影响，这方面的言论实在是不胜枚举。如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指出：周恩来的教养，“来自孔子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君子’和‘上等人’应具有的品德、智慧、尊严、宽厚、仁慈、决心和刚毅”。不错，周恩来生长在一个儒家教化深厚的家庭，青年时代强调“诚意”、注重“人格”力量，主张待人处事要“端赖良心”，特别富于道德践履精神，因此很容易让人将之与儒家“内圣外王”之道联系在一起。周恩来的许多优秀品质如积极人世、忧患意识、仁慈厚道、清廉俭朴乃至忍辱负重，确也能从儒家文化这个庞杂的思想体系中找到渊源。但我认为，仅仅专注于从儒家文化的角度去解读周恩来与传统国学的关系是远远不够的。实际上，周恩来对道家文化的研究和体悟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道家文化对他的影响和启示决不在儒家文化之下。
周恩来在青年时代就对老子哲学怀有非同一般的敬意，甚至有明显的扬老抑孔的思想倾向。春秋时代，是中国文化的轴心时期，那时社会秩序失范，天下大乱，于是异说竞起，各展风姿。周恩来在解释孔、老哲学产生的原因和用意时说：“且孔氏亦值是时，尼山设教，倡仁义之说，秉先王之法，学者风从，几移完域。老氏际此，其不入于孔者几希。然老氏固明哲者，周都授礼之日，未尝不嘉孔氏之志。惜所言未尽脱于羁挚，所行又多限于绳规，乃不得不超乎世俗，为忿世嫉邪之言，冀世人醒悟，守真返璞，知死明生，勿逾分作私利之争，宁退让保故有之我。弃礼灭义，剖斗折衡，岂无因而发哉？”老子比孔子年长20岁左右，曾经为周王室守书，博览文典，又经世变，对成败祸福之道体悟极深。在周恩来看来，老子的明哲之处，就是他知晓孔子“所言未尽脱于羁挚，所行又多限于绳规”的局限性。换句话说，就是儒学明于知礼义而陋于知人心，不知道“仁义出，大道废；智慧出，有大伪”。鉴于当世人“假仁义以济私，恃斗衡而犯禁”的乱象，老子不得不站出来发抒己见，虽言多愤辞，但目的无非是促世人醒悟，回到知雄守雌、见素抱朴的正道上来。
耐人寻味的是，周恩来特别强调：那种认为老子主退让便是失去了竞争之旨的观点是肤浅的，因为既然一味主退让，老子又何必为道德五千言，“发为文章，与孔氏争学理之长短哉？”鲁迅曾在一次演讲中透辟地指出，凡文章都关乎人事，一个人既然写诗文，就可以知道他于世事未能忘情，譬如墨子讲“兼爱”，杨朱讲“为我”。墨子讲兼爱当然要著书；杨朱就一定不著，这才是真正的“为我”。因为一旦写出书来给别人看，便成为“为人”了。周恩来与鲁迅一样，不愧为英雄巨眼。他认为老子既然著书，就表明老子于世事未能忘情。老子倡无为之说，实际上是仍欲以此治天下。
于是，早年周恩来将老子的“生存常道”与赫胥黎的“天演竞争”并提，确认它们掌握了天地生化、人事演变的真谛。在他看来，世界上的各种学说（包括孔教、耶稣教和佛教）中，对生死存亡阐发得最为通达的，无过于老子和赫胥黎。这两家学说，一派主退让，一派主竞争，看似有如冰炭不同炉，实则“二氏固未为冰炭，且所持之道，实一而二，二而一也。吾子殆未之深思也”。周恩来“深思”后的见解是，老子主“无为”，实际上是想做到“无不为”；老子讲柔弱，而柔弱却可以胜刚强，比如水至柔，却无坚不摧；舌至柔，但齿落而舌存；老子崇尚谦冲处下，但谦冲方能受益，如江海为川谷所归。这便是老子所谓“明道若昧、进道若退”的精义所在。退让与竞争看似矛盾，实际上却有某些相通之处。对于周恩来的见解，他在南开的国文教师深有同感，评论道：“凡作文必有一段不可磨灭之识，始能不朽，若拾人牙慧，不越宿而腐矣！”并称赞周恩来能将老、赫二氏“救世之心，曲曲传出，识解迥不犹人”。旅日期间，周恩来又在日记中写道：“我但期望我的‘思’、‘学’、‘行’三者，能顺着进化的轨道、自然的妙理去向前走。”将“自然的妙理”与“进化的轨道”并称，恰恰是周恩来以前将老子的“生存常道”与赫胥黎的“天演竞争”并提的旨趣之延伸。
正因为早年便对老子哲学有过浓厚的兴趣和较深的研究，所以周恩来后来与人谈论老子哲学时也颇能驾轻就熟。1939年，他在故乡绍兴与《战旗》杂志社的曹天风有一段耐人寻味的对话。曹天风说：“道家思想对于革命、对于社会改造虽然无用处，但对于个人修养却是有帮助的，能使自己过好‘黄金关，权利关，美人关’”。这时周恩来反问道：“道家最精彩的话是什么？”曹天风一时回答不上来，周恩来笑着说：“‘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大概是道家最精彩的话了吧？”从老子五千言中选出这十二字作为最精彩的话，显然是比较推求的结果。虽然周恩来在20世纪30年代才讲这番话，但这个认识应当说在青年时代便形成了，因为“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正是道家自然主义宇宙观和人生观最为集中的表达。
《道德经》云：“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这就是说，虽然“道”使万物产生、繁殖、成长、发育、结果、成熟，但又不据为己有，不恃为己功，不主宰它们。所谓“不有”、“不恃”、“不宰”，即“不以有为有”。“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正因为有而不有，所以才有“有”。这就叫“玄德”。老子在这里阐述的本来是一种自然主义的宇宙观，但它却可以转化为一种崇高而智慧的人生观，周恩来正是这样做的。
谁都承认，周恩来有着儒家、墨家那种积极入世、励志勤苦的精神，对世界、对人类有脱不开的情缘。他像他所推崇的诸葛亮那样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我们只要仔细寻味便可发现，周恩来又呈现出一种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的特点。他对名利得失的超然和淡泊，使他格外地能够忍受劳苦乃至屈辱，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自己的光和热，给世人留下了深厚的遗爱。人们往往惊叹他做入世之事的专注和投入，却很少去考量在这种态度的背后还有何种精神底蕴。“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最能传达出周恩来人生哲学的神韵和境界。他在青年时代就乐于为公众“服役”，但这种“服役”绝没有什么功利色彩，而几乎是出自道德上的“绝对命令”。
在成为职业革命家以后，“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与共产主义理念在周恩来的头脑中产生了共振效应，从而使他一步一步地迈向人格的巅峰。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发现，周恩来在谈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就时，总是把聚光灯的焦点只对准毛泽东一人。他对任何宣传他个人的形式和内容都加以劝阻。江苏淮安县委多次提出，要在他的旧居所在地办个纪念馆，他始终没有同意。周恩来对功劳缄口不言，但对错误却公之于众。他说：“错误要逢人就讲，既可取得同志的监督和帮助，也可以给同志以借鉴。”1961年，有次周恩来在上海与文艺界人士座谈时，有人提议他把自己丰富多彩的一生写成一本书，他笑了笑说：“如果我写书，就写一生的错误，这可不是卢梭的《忏悔录》，而是让活着的人都能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在党内，周恩来做检讨的次数恐怕是最多的，他动辄讲自己过去特别是民主革命时期的某些错误，以致陈毅元帅后来都有了厌倦之感，说你那点事我们都知道了，用不着再说了。
有意思的是，“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泽东曾特意将《史记·汲郑列传》推荐给周恩来阅读。汲黯、郑庄在汉武帝时皆位列九卿，而且都服膺道家思想，习治黄老之术。也许是毛泽东赞赏汲黯、郑庄不谋私利、忠心辅国的品德，认为他们与周恩来的为人有某些共通之处，所以才将他们的传记推荐给周恩来。1973年3月26日清晨，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凌晨读史记汲黯、郑庄列传及太史公曰云云，深有所感，愧未能及。”事实上，周恩来比起汲黯、郑庄来，不知要高出多少倍。他的一生充分体现了不以有为有，所以才有“有”的人生哲理和大无大有的辩证法。他一生公而忘私，又终不留言，死不留灰，属于那种事情做完，转身即走的大智之人。
道家思想对周恩来的影响并不局限于人生观、道德观方面，而且在其治国理念上也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周恩来对中国政治史有极深的体悟。早在1939年他就说过：“我们不但要做党的领导者，还要做一个治国的人才。如果参加中国的治国，不懂科学，不懂中国的社会历史，那怎么治国呢。”治国要懂科学，人人都会明白，至于治国还要懂“中国的社会历史”，则不是人们一下子能体会透彻的。但只要我们留意和分析便不难发现，周恩来在治国中广泛吸取了中国传统政治理念中可资借鉴的东西。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之初，他的政治思想明显受到道家“无为而治”思想的影响。所谓“无为而治”，绝不是无所作为，无所事事，其实质在于与民休息，讲求政策的连续性和相对稳定性，保持一个安定无扰的秩序，让人民在平稳体制所提供的广大空间中自由地谋求福利。
历史上有名的“萧规曹随”，展示了汉初宰辅“返淳守朴、唯施是畏”的治国风范。那时政治上几乎全是道家的天下，汉朝最有名的相国萧何鉴于民众痛恨秦之酷法，“顺流与之更治”，甚至冒死为民请“上林苑”，大得百姓之心。萧何死后，曹参为相，“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曹参极为推崇黄老之术，对汉初法令守而勿失，所以时人对他的评价是“载其清静，民以守一”。此后文帝景帝时的邓章、王生、田叔、司马谈等亦贯彻曹参的思想，讲求“无为而治”，其结果是到汉武帝时，太仓之粟溢出仓外，府库之钱年久索断，穷困已极的天下一变而为物阜民康的社会。北宋有名的宰辅赵普和司马光，深为周恩来所推许。这两人皆以道家政术推行儒家的理想，特别是司马光，他与王安石论战，便公开以黄老之术为奥援，反对王安石喜激昂、务更张的政治做派。在司马光看来，王安石抛弃老子的“无为而治”，转而大事兴革，是不幸流于“浅丈夫之谋”。由此可见老子思想在中国政治史上的地位。
新中国成立前夕，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托，主持起草了《共同纲领》。这是一部新民主主义的建国纲领，意在使各种经济成分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达到恢复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周恩来郑重指出：“按照《共同纲领》不折不扣地做下去，社会主义的条件就会逐步具备和成熟。”所谓“不折不扣地做下去”，实际上就是与民休息，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相对稳定性。新中国成立之前，社会经历了长期的征伐和战乱，这与汉朝立国时的情形颇有相似之处。此时最明智的办法就是“无为而治”，让人民平稳地创造和积累财富。周恩来在建国初期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将各项事业纳入《共同纲领》的轨道，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1952年2月11日，他主持完成的《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任务》一文指出：“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秩序已经安定”，全党的领导和工作重心应“转到经济建设方面，特别是工业建设方面”。1953年1月13日，他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上说：“我们现在还是新民主主义阶段，我们还是要根据共同纲领的精神办事。”1953年1月下旬到2月初，周恩来主持起草了全国政协四次会议政治报告的修改稿。这份修改稿在简述建国三年多来的成就之后强调：“以上这些成就，说明我国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已经确立，工人阶级在经济、政治和思想上的领导地位已经加强。”
周恩来以上“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已经安定”、“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已经确立”等观念，与刘少奇1951年3月提出的“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的思想，都是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合乎逻辑的发展和深化。但不久“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的观点却受到毛泽东的批评。长期以来，人们认为这一批评主要是针对刘少奇的，其实是一种误解，刘少奇从未在文章和讲话中使用过这样的提法。
1954年，《共同纲领》结束了她的历史使命。紧接着从1955年起，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变革步入了一条“务激昂、喜更张”的道路，即所谓“不断革命”，往往是一个阶段立足未稳，就向下一个阶段转变；一项政策的应有效果尚没有体现出来，又急忙推出了新的政策。在理想主义冲动驱使下的过多过急的改革，不但未收到理想的效果，反而导致社会的扰攘不宁。由此一来，如何在理想主义激情与国家和社会的实际需要之间搞出一个折中可行的方案，就常常成为周恩来苦思焦虑的问题，因此著名学者李锐说周恩来是历史上最难当的“宰相”。我回顾这些往事，无非是想说明，周恩来的确是一个既擅长革命又长于治国的政治家。对他建国之初的政治思想，我们不能仅从字面上去理解，还应当联系中国的社会历史，作进一步的文化阐释，方能窥见周恩来在进行政策设计时的深层心态。
在治国理念上，周恩来还推崇“无为而治”基础上的“无我之境”。作为举世公认的行政雄才，周恩来历来把政治管理当作一门精湛的艺术来对待。早在1943年他便意味深长地指出：“领导群众的方式和态度，要使他们不感觉我们是在领导。”显然，这与老子“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的思想是一脉贯通的。在周恩来的眼中，一切成功都是人民自己的成功，管理者应当把自身的活动“消融”在人民的创造过程之中，“无处无我而又看似无我”。如人民大会堂的设计和施工，本来凝聚了他的智慧和心血，但当人民大会堂落成时，他考虑的不是如何突出自己的政绩，而是一再感谢那些为工程的顺利完成付出了努力的人们，他甚至特意安排搬迁的群众回来参观并观赏文艺演出。他的无私和淡出，给中国人留下了悠远的回忆，也为东方式的管理树立了一座丰碑。
在法国巴黎，有一座名叫《他们缔造了二十世纪》的墙。这是一幅面积达880平方米的巨型壁画，上面绘有20世纪世界上已故的著名政治家、科学家、艺术家等。其中只有两个中国人：毛泽东、周恩来。周恩来身穿西服，神采飞扬，炯炯有神的双眼凝望着世界的东方，显现出他对于祖国发展的无限期待。
周恩来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他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国际上也享有很高威望。周恩来同志的卓著功勋、崇高品德、光辉人格，深深铭记在全国各族人民心中。
国仇家难，从小教育了周恩来，使他懂得劳动人民的艰苦生活。一次，校长在课堂上问大家为什么读书时，才12岁的周恩来就答道：
“为了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这一誓言，此后贯彻在他的一生中，渗透在他的各项活动中。
青年时的周恩来先后去了几个国家，最后认定：中国应该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从此他加入了在巴黎的共产主义小组。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八个发起组之一，周恩来成为党的创建人之一。从此，周恩来一直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
后来他又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为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周恩来同志始终信仰坚定、理想崇高，集中表现为他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的精神。这是他毕生奋斗的力量源泉。周恩来同志说：“人是应该有理想的，没有理想的生活会变成盲目。”他在确立共产主义信仰之时就说过：“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他对党的事业、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光明前途、对振兴中华民族的伟大事业，始终充满必胜的信心，无论遇到什么样的艰难困苦，从不动摇。他说：“共产党人就是为不断克服困难，继续前进而存在的。畏难苟安，不是共产党人的品质。”他在确立革命理想信念的过程中，既有追求真理的强烈愿望，又有深思熟虑的理性思考；既重视对科学理论的学习和研究，又注重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科学理论；既注意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理论，又注意吸取中华民族的文化精华，他的革命理想信念是建立在理性自觉的基础之上的，因此是坚如磐石的。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实践了“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要以誓死不变的精神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的誓言。
周恩来同志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一生勤勤恳恳、呕心沥血、任劳任怨，一天工作时间超过12个小时，有时在16个小时以上。即使在病重住院的生命最后时期，他还抱病操劳国事。他说：“死我并不怕。古人说，人活七十古来稀，我已是七十七岁多的人了，也算得上是高寿了。可是这二十几年的时间，总应该把国家建设得好点，人民的生活多改善一些，去马克思那里报到，才感到安心。现在这种状况去报到，总感到内疚、羞愧。”逝世前，他交待说：“把我的骨灰撒到江河大地去做肥料，这也是为人民服务。活着为人民服务，死后也要为人民服务。”周恩来同志真正做到了他所说的“应该像条牛一样努力奋斗”，“为人民服务而死”，为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人民总理爱人民，人民总理人民爱”，人民群众用朴素的语言表达了对周恩来同志最真挚的感情。
周恩来同志始终虚怀若谷、戒骄戒躁，集中表现为他谦虚谨慎的精神。周恩来同志为党和人民作出了卓越贡献，但功劳越大，他越是虚怀若谷。他常说“我们每一个人，不管过去做了多少工作，现在担任什么职务，没有党和人民，就既不会有过去的成绩，也不会有今天的职务。党和人民是伟大的，我们个人是渺小的”。他为自己立下的座右铭是“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
最令人敬佩的是周恩来始终坚持着共产主义信念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病中，他对关心他的亲属讲：“这有什么着急的？共产党员要唯物主义嘛！人生的规律都有这么一天，应该相信规律。”他确实对自己个人离开人世没有丝毫挂虑。在病痛的折磨之中，他同邓颖超同声吟唱《国际歌》。
1976年1月7日晚，周恩来微睁双眼，对病床前的医生吴阶平说：“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需要你们。”
这是周恩来所说的最后一句话，他心里想的仍然是别人。
1976年1月8日9时57分，一代伟人周恩来溘然长逝，终年78岁。“巨星殒落，人们相告不成声，欲言泪复垂。”亿万人民和国际友人沉痛悼念周恩来。他一生的追求，一生的奋斗，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祖国的富强，为了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一崇高的目标。
周恩来是多么的伟大，我们应该学习他实事求是、严谨细致，求真务实的精神。做到周恩来同志生前提出的“讲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如若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做到其中一点的话，我相信我们的祖国一定会更加繁荣富强！
“珠玉非宝书为宝，万事皆空善不空”。这句话出自谁人之口，我已想不起来了，但认为将其用在周恩来身上，则再贴切不过。在我眼中，周恩来是一位既富于深厚教养和学养，又有着广泛令德和善行的政治家。哲人已逝，岁月的烟尘非但没有淹没其巨大的身影，反倒让人对之怀想万端。在周恩来110周年诞辰之际，我愿将多年来研究他的一些心得，用随笔的形式写出来与大家分享，同时权当一段不可忘却的纪念。
周恩来祖籍浙江绍兴，在血统上与鲁迅先生为本家。其所属宝佑桥周氏（又称“老八房”）尊周庆为始祖。周庆为周氏迁绍始祖周茂之曾孙，字德芳，赠文林郎，曾任明朝山西道监察御史。殁后与妻合葬绍兴破塘殷家坞山麓。从周庆到周恩来共历18代。
1939年3月，受中共中央委托，周恩来以国民党军政部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借考察民情、宣传抗日的名义赴皖南视察新四军，顺便去了一次家乡绍兴。他在瞻仰祖屋时，亲笔在《老八房祭簿》上续写谱系，凡14条，共248字，有关他本人的一条如下：“恩来，字翔宇，五十房，樵水公曾孙，云门公长孙，懋臣长子，出继簪臣公为子，生于光绪戊戌年二月十三日卯时，妻邓颖超。”其中的“五十房”便属于绍兴宝佑桥周氏的一个支房。
在历史上，绍兴乃物华天宝、人文荟萃之地。周恩来所属的宝佑桥周氏，仅在清代就出过两位进士、五位举人。在五位举人中，有四位是周恩来的堂伯父或堂叔父，即周和鼐、周嵩尧、周嘉琛和周嘉英。周氏家族的突出特点是有外出当师爷的传统，推崇一种“温、良、恭、俭、让”的人文精神，幕僚文化十分发达。元明以降，全国师爷大多出自绍兴，故有所谓“无绍不成衙”的说法。师爷虽然不算官，只是幕僚，却在中国行政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古代科举出身的官员，上到六部显秩，下到知府县令，多数人仅通晓诗书礼乐等一般知识，所以一旦接触实际政治，特别是碰到刑名、钱谷等专业知识便显得力不从心。这就为掌握专门知识的师爷们施展才华提供了广阔舞台。
绍兴师爷子承父业，家学源远流长，世家子弟写公文信函简练得体，言谈举止不温不火，律令法规、成例前案烂熟于胸，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样样在行，更兼熟悉政坛掌故、民间习俗，所以最能应付场面，为主官排扰解难。师爷还是联系官与吏的纽带，许多事情吏可瞒官，但不可瞒师爷，因而师爷又要善于做合事佬，随时注意疏通关节，由此可见师爷在古代行政中的作用。明代理学家陈几亭作文送他的朋友去绍兴当知县，文中说到，天下治乱在六部，而六部师爷全出自绍兴，师爷的父兄教化好了，他们就可以教化好师爷，从而做到天下大治。清雍正年间，河南巡抚田文镜很受朝廷赏识，河南官场中人人都说他依赖一位名叫邬思道的绍兴师爷，以致雍正帝在批复田文镜的奏折时也随便问邬先生好，对邬师爷揣摩上意的功夫表示赞赏。
周恩来的祖父周攀龙在清咸丰年间跟随二哥周昂骏北上淮安，随馆学幕，并在此定居下来。周恩来回忆说：“我的家庭几代祖先也是绍兴师爷，外祖父原籍江西南昌，也是师爷。到了祖代，两家都搬到江苏淮阴、淮安当县官，因此结了姻亲。”淮安周家的绍兴气氛是很浓的，所以周恩来总是强调自己“原籍绍兴”。对师爷的思维方式、工作特点、生活习俗等，周恩来非常熟悉。1964年，他在一次家庭会议上说：“我们没有土地，为什么说是封建家庭呢？过去绍兴人靠什么为生？一靠土地，二靠当绍兴师爷。师爷很厉害的，给县官出主意的，现在叫‘秘书’。县官都用两个师爷，一个管收税，多数是沧州师爷（沧州师爷也是由绍兴迁到沧州定居的），一个管判案子，多数是绍兴师爷，都可以剥削人。”另据周恩来的秘书马列回忆，周恩来曾向他们介绍过师爷的工作方法：为主官准备材料齐而全，并提出几种处理方案，供主官选择。
家族传统犹如一个“文化场”，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多少都会受到它的影响。在周恩来身上，我们不难看出家族前辈某些群体性格的影子，如谦恭有礼、勤恳谨慎、精明干练以及成人之美的胸怀等。周恩来的堂伯父周和鼐为人忠厚，“名不求高但近情”，以做幕僚为人生归宿。他1907年做江苏巡抚陈夔龙的总文案，1917年又到南京督军李纯处当主任秘书。周恩来与他的交往颇为密切。周和鼐的长孙周尔流说：“我们周家是个受儒教影响比较深的家庭。我祖父作为清末举人，在思想上、文化上乃至经济上给七伯（即周恩来）一定的影响和支持，这都是肯定的。”
在长期的政治生涯中，周恩来的行事风格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极大兴趣。英国作家迪克·威尔逊在研究周恩来时有一个困惑不解的问题，即为什么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半个多世纪的领导中，他一贯地帮助别人升到顶端，而自己却拒绝这顶桂冠”。的确，周恩来投身革命后，从来没有谋求最高领导地位的愿望，尽管历史上不乏这样的机会。他一贯能够使自己的政治才能和专业知识为新的领袖所器重，成为领袖的一个有价值的甚至是不可缺少的助手。周恩来这种政治性格的形成，一方面固然是他意识到自己的某些局限性，另一方面与他的家族文化习染也有一定的精神勾连。周恩来在谈及与毛泽东的关系时多次表示：“毛主席是搞战略的，我只能搞点战术，当助手是否当得好，还没有把握。”这虽是自谦之词，但也反映了他甘当助手和配角的自我定位。
除了家族传统，家庭生活对周恩来思想性格的影响也不可小视。他自己回忆说：“我出生后……把我过继给叔父，由守寡的叔母抚养。叔母即嗣母陈氏，是受过教育的女子，在我五岁时就常给我讲故事，如《天雨花》、《再生缘》等唱词。嗣母终日守在房中不出门，我的好静的性格是从她身上承继过来的。但我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这一部分。”周恩来的父亲周贻能早年曾向舅舅鲁小和学做师爷，但未学成。他后来长期奔波在外，谋一些小差事，一个月的工资从未超过二十元。因此，周恩来是在浓厚的母教氛围中长大的。他以后在回忆早年经历时说过：“母教的过分仁慈和礼让，对我的性格是有影响的，缺少那种野性。”
周恩来虽然出生在一个封建官宦家庭，但到他的父辈已经衰落，家中的进益甚至不能维持生活。从六岁开始，他就随两位母亲一次又一次地搬迁漂泊，而且家中的变故也尤为剧烈。在九岁到十岁间，其生母和嗣母先后去世。幼小的他带着两个弟弟在族人的帮助和接济下度日，受了不少屈辱。周恩来说：“我从小就懂得生活艰难。父亲常外出，我十岁、十一岁即开始当家，照管家里的柴米油盐，外出应酬。在这方面，给了我一些锻炼。”金冲及先生主编的《周恩来传》还披露了一个细节：少年周恩来在家中墙上贴一张纸，按封建家庭的习俗，“把亲戚们的生日、死期都记下来。到时候还要借钱送礼。东家西家都要去，还要到处磕头。”幼承家计的经历使周恩来积累了一定的办事和协调能力，同时也培养了他柔中带刚、愈挫愈奋的心理品质。明乎此，有助于我们理解周恩来后来成为国务活动家的角色定位。
走出淮安跟随伯父周贻庚到东北求学的周恩来，常常被浓烈的怀乡思亲之苦所折磨。1916年春，他在南开求学时的一篇作文中写道：“余幼失怙恃，依于从父，津辽七载，所系梦寐者，亦仅思瞻我乡土，乐我兄弟，省我伯叔而已。乃境遇困人，卒难遂愿。”有年除夕，同学们大多回家了，他的这种感情更难抑制，悲慨跃然纸上：“夫今日何日耶？非家庭团聚时耶？余也何如父母双亡，北堂久不闻唤子之声。回思依依膝下，此情此景，不必读蓼莪之章，便已悲慨无垠。矧兹今夕，尤令人泪盈枕席，竟夜不能寐矣。”其中“蓼莪之章”出自《诗经·小雅》，是一首悼念父母的诗，语多沉痛，如“哀哀父母，生我劳瘁”、“无父何怙，无母何恃”等。翻阅周恩来的旅日日记，怀乡思亲的文字更是俯拾即是，如他在1918年2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想起来这个年，我们家里可以说是极难堪了，东西南北，分散各处。比着说，还是我处境稍优呢。抚心自问，我实在是不安，翻来覆去，也睡不着了。”
周恩来对家族伦理情感的强烈渴求，在求学过程中便转换成为身边之人“服役”的精神。他说：“人之立于世，既不克效禽兽草木之自为生活，要必有赖于公众之扶持，而服役之事，乃为人类所不可免。”他在学校甘于奉献，凡力所能及之事，从不吝惜自己的时间和精力，仿佛“无时无地而不有责任系诸身”，别人视之为愚，但自己“觉倍有乐趣存于中”。从南开中学毕业时，《同学录》对他作了这样一段评语：“君性温和诚实，最富于感情，挚于友谊，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与“服役”精神相映照的，是那种谦抑虚受的品性。他从不锋芒毕露，而是事事处处想到“克己”、“藏拙”。他和张瑞峰、常策欧等发起成立“敬业乐群会”，大家公认他出力最多，但周恩来却坚持推举张瑞峰担任会长。1916年初，他在送给友人的一首诗中写道：“同侪争疾走，君独著先鞭。作嫁怜侬拙，急流让尔贤。”早年周恩来志向远大，但在对待名利上却展现了淡泊和超然的情怀。
当然，一个人的性格除了受家族背景的影响之外，还受到广泛的社会生活实践的影响。所以，尽管周恩来性格的基本特征偏于柔和和温情，但后来长期的政治生活又锤炼和丰富了他的性格结构。毛泽东曾以“虎气”和“猴气”自喻，而日本学者梨本佑平认为“鹰和鸽的极为不同的双重性格”潜伏在周恩来的体内，他待人接物的彬彬有礼和恰如其分的温和迷住了任何一个见他的人，但他有时也是“尖锐严厉的”。从总体上看，毛泽东、周恩来都是刚柔相济之人，毛泽东刚中带柔，而周恩来柔中带韧，这正是他们在互补互济中成就巨大功业的性格基础。
根据中央有关通知精神，为深入推进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按照科技部统一安排，社发司分三批观看了《周恩来的四个昼夜》电影。大家谈感悟、学精神，普遍认为电影真诚感人，传递了巨大的正能量，为做好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树立了榜样，纷纷表示将这部电影作为生动教材，推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深入扎实开展。
影片《周恩来的四个昼夜》是以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遭遇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在国民经济出现严重困难为背景，讲述了周恩来到革命老区河北邯郸武安伯延考察调研时，夜以继日走村入户，深入进行调研的感人故事。它不仅诠释了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更给广大党员干部上了生动的一课。在当前全党正在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该片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教育意义，也有很多地方需要我们学习和借鉴。
一、深入群众交流，认真听取意见
影片中公社主任郭凤林为避免给党和国家添麻烦而选择隐瞒真实情况时，周总理甩开干部访贫问苦，多次深入群众家中探访，认真了解了大食堂及村干部作风的各种问题。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法宝，也是我们开展工作、加快发展的根本方法，领导干部要想真正掌握事实、体察民意，必须深入到群众中去。
近期由司领导带队，深入基层科研单位召开座谈会就是与一线科研人员零距离听取意见，体察民心的举措，以务实的工作作风继承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
二、批评与自我批评，及时分析不足
周总理来到伯延调研的初衷就是要发现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由于中央政策的偏差给群众带来的困难，周总理真诚道歉，呈现了老一代革命家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总要求是“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这是党的优良传统在新时代的拓展和延伸。结合社发司实际，我们要以这次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为契机，认真查找自身工作中的不足，深度剖析，并提出有针对性的措施，真正的推动社发司在业务层面的提升。
三、强化执行能力，提升科技管理工作的效率
周总理在了解到真实的群众意见后，连夜整理分析上报，调整农村政策，取消了大食堂分户吃饭，使问题得到了及时有效的解决。我司是业务司，在科技领域相关政策的制定和科技计划的管理过程中对于科研单位及科技工作者的意见和建议要认真对待，有效落实。
四、弘扬清正廉洁，杜绝铺张浪费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水和粮食都来之不易，影片中当周总理看到村干部为他准备的红烧肉和鸡蛋时，已经迈过门槛的腿又迈了出来，从多处细节反映了总理务实清廉的工作作风。廉洁自律是我们党一贯倡导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实际工作中我们要厉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清正廉洁，自觉接受群众监督，把为民务实清廉的价值追求深深植根于全党同志的思想和行动中。